iPad 決戰小筆電

iPad登陸香港，決戰小型筆記電腦（netbook）。首先看用戶需要，一般用戶都是上網，回覆電郵，上facebook，看video，看照片，聽歌，看簡單文件，做簡單文書。其實，iPad與小筆電都可以提供以上功能。只是iPad總不支持Flash，而可以在netbook安裝微軟辦公室。功能方面，netbook勝。

介面方面，netbook大部分沒有多點觸控，iPad則有，iPad比較方便，所以勝出。

重量方面，最輕的netbook都有1kg，iPad的重量大約690g，所以勝出。

畫面方面，netbook有10吋解像度是由1024x600到1366x768，iPad有9吋，但iPad解像度卻是1024x768。netbook小勝。

儲存容量，netbook有250G至320G，iPad最多有64G，netbook勝。

處理器速度，兩者都足夠快處理高清影片。平手。

電池方面，iPad不可更換，netbook則可以，netbook勝。

價格方面，iPad由$3888到$6488，netbook大約$3680到$4980，netbook勝。

netbook勝出了５個回合。iPad勝出了２個回合。按照常理，netbook不應該被iPad取代。iPad的熱賣只是一個非理性的潮流。

一切從ｄ開始

早前民建聯的標誌被當作二次創作的材料。當中的Ｂ被改寫為Ｄ，究竟是否有足夠的二次創作？

從版權的角度想，避免他人挪用標誌來假扮某公司某品牌，以保障註冊機構的利益。因此，不是改什麼的問題，而是會否引起混淆的問題。從二次惡搞創作來想，設計應該包含被指涉的對象。

民建聯的標誌包括了民建聯三個字，DAB三個字，左面的符號和紅色的底線，二次創作的版本更改了三個中文字，三個英文字和符號內的Ｂ被改寫為Ｄ。好明顯有足夠的指涉，但由於外型太相似而沒有足夠的分野，導致被質疑抄襲。



隨著傳媒焦點的轉移，抄襲爭議沒有好好跟進。事情發展淹沒在口角聲中。其實當現代的社會中出現了矛盾對抗衝突，應該以理性方式解決。法庭就是處理對錯問題的場所，只要有足夠證據自然得直，而議會就是平衡各方權利責任的地方，只要有充分理由自然會考慮。兩者都依靠法律，規則，程序運作，背後理念都是理性為基礎。如果不依靠理性，難道要依靠武力人數金錢情緒等等來化解衝突嗎？能夠化解衝突的理性難道是偽理性？

社會越來越現代化，背後其中一個理念就是人越來越理性，面對挑戰衝突，作出分析，衡量各樣方案，謀取共識，最終找出一個可行方案．當整個過程提升到社會層面，試問怎樣取得社會共識？自然需要一個政治制度。縱使任何人可以質疑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但我們仍然需要一個政治制度，讓社會能夠運作。不能因為某個政治制度的缺陷，而否定政治制度存在的價值。同樣，不能因為某些人所謂濫用理性這個詞，而否定理性的重要性。如果否定了理性，任何討論便難以進行了。

在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常常把法律暗示為王法，是治理國民的古代律法，往往忘記了現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人權等精神，政府與人民同樣要守法。

法律與制度被認為是暴力的來源，有3個主要原因。一個當然是歷史因素。在暴政的年代，在歐洲的國家主義當道的時代，在火紅的革命年代，法治意識薄弱，法律與制度變成了政權的附屬品。第二，人民對政府的監管不足，不能有效地改善政治制度和政府運作，當政府權力過大，容易為了方便政策推行而忽略了人權。第三，政治制度出現缺憾，法律出現不公平的條文。在香港，立法會不時修定不公平的條文。可見，香港的法治制度都不見得是暴力的來源，只是修定速度比較慢。

部分人士看見制度上的暴力，有時候是因為各人背景不同。譬如調整舊樓強行拍賣的條件，有人因為不想離開而覺得是暴力，但有人想遷出而覺得是解困。因為每個人背景不盡相同，道德準繩自然不同，處理社會衝突不能單憑某人的道德標準。那麼社會道德標準又如何？權宜之計就是法律。因為法律的制定過程是由社會代表通過辯論，最終審議出來。很多時候，因為社會變遷，為了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現行法律會不停更新。可惜，法律的滯後性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希望各方有自己觀點的同時，也看看對方的觀點，否則自說自話，難以理性分析。

弋陽腔與粵劇

根據賴伯疆的廣東戲曲簡史，明朝出現了四大戲曲聲腔，弋陽腔、餘姚腔、海鹽腔、崑山腔。弋陽在哪裡？在江西省內，景德鎮市以南，鷹潭市東北，上饒市以西。餘姚則在寧波與紹興之間。浙江嘉興市海鹽縣則在錢塘江江口。崑山則在江蘇蘇州，非常接近上海。這麼遙遠的地方跟廣東戲曲有什麼關係？

明朝中葉到萬曆年間，新會順德佛山一帶，戲曲活動非常活躍，影響了社會風氣，後來這類戲曲被稱為廣班戲曲。伶人演出雜用方言與官話，聲腔吸收了弋陽腔，並且結合了當地歌謠和民間曲調。雖然後來廣班戲曲變成了廣府戲，廣府戲變成了粵劇，但是仍然保留弋陽腔中激昂高亢的腔調。

原來粵劇的聲腔吸收了弋陽腔。聲腔即是旋律。粵劇的聲腔可以分為固定旋律的曲牌體或者跟隨演出者變化的依字行腔。為何粵劇吸收了弋陽腔？其實，當廣州府在清乾隆２４年（1759年）被設立唯一一個通商口岸。自此雲集了各地商人，也雲集了各地戲曲伶人。為何弋陽腔影響最深？仍然需要多多考證。

其實弋陽腔有與各地民歌山歌結合的歷史，根據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 徐渭所著的南詞敘錄，戈陽腔不斷與小調和道教音樂結合。早在明代中期，昆山弋陽兩腔就一同被召致宫中演唱，雖然彼此之間有着不同的特色，但也有相同之處。

不同在哪裡？相同在哪裡？根據樊鳳龍的弋陽腔曲牌音樂與南戲諸腔的關係，弋陽腔用鼓打節拍，在尾段一位唱眾人和。這種特色是從南戲繼承下來的。雖然像特色，但仍不夠具體，反而昆腔的特色比較具體。昆腔，即昆山腔，又叫水磨腔，特色文詞深奥、節奏緩慢，崇尚高雅，局限於士人，不為大眾所欣賞。反而弋陽腔的表現風格是通俗易懂，貼近民間地方。弋陽腔長期在北京舞台演出，慢慢採用了北京的方言，北方的曲調，演變成了京腔。根據曹暉的高腔溯源，弋陽腔／高腔主要特點是表演風格質樸，演唱曲詞通俗，唱腔高亢激越，採用一唱眾和的形式，伴奏只用敲擊樂器，不使用管弦樂。自明代中葉，高腔流行全國各地，並且形成鮮明的地方風格。個人覺得兩者相比，除了採用高音外，昆腔溫柔細膩，弋陽樸實粗曠。

其實研究古代的音樂特色是難度很高的事情，因為沒有錄音，不知高低，不清楚表現手法，僅僅依靠前人的描述。各人描述手法不同容易產生誤解。另外戲曲在以前缺乏文獻記載與研究，要追尋宋元時代的音樂，很難。

古老的粵劇

粵劇的歷史究竟有多長？有人說明朝攤手五在廣東傳授京劇。有人說由崑曲傳入後，與本土的南戲劇結合產生粵劇。也有人說可以追朔至先秦的齊言體民歌。


根據粵劇史（賴伯疆，黃鏡明，ISBN: 7104000062/J6），唐代廣東南海郡太守已經有散樂在宴會中娛賓。每年中元節，開元寺上演百戲。廣州府誌記載唐宋兩代，廣州城北的將軍廟，＂歲為神會作魚龍百戲，共相賭戲，蕭鼓管絃之聲達晝夜＂。


明初孫蕡的廣州歌記載，＂閩姬越女顏如花，蠻歌野曲聲咿啞＂。孫蕡是元末明初的廣東順德人，洪武４年（1371）擔任工部織布局使。

根據粵劇春秋(ISBN: 7218005543/K)，明代佛山有參軍戲的演出。明成化17年(1481)，佛山石灣太原霍氏族譜中霍氏仲房七世祖記錄，＂一年之景，元宵之燈酒，三月三之粉飾，五月五之龍舟，七月七之演戲，世俗相尚，難於禁革，．．．七月七之演戲，良家子弟不宜學習其事，雖學會唱曲，與人觀看，便是小輩之流，失之大體，．．．後之子孫，遵吾墨囑。＂

明朝嘉靖年間，廣東流行昆腔雜劇，廣東通誌卷２０風俗記載，＂江浙戲子至，必自謂村野，輒絕謝之。＂

廣東戲劇來自南戲，初期受到崑曲影響，大部分劇目或者曲牌都跟崑曲大同小異。譬如，六國封相與崑曲金印記相似，八仙賀壽與崑曲牧羊記，慶壽在曲詞工尺譜相似。烏江自刎與崑曲十面埋伏曲文一樣。

乾隆２４年(1759) 建立粵省外江梨園會館，1791年所立的碑記載當時進入廣東有47個戲班，其中浙江姑蘇班佔１４個。因為當年乾隆下令廣州為唯一通商港，各地商人雲集廣州。

這樣明顯地指出各地商人吸引了各地戲班到廣州表演，加速了當地藝術交流，讓粵劇快速成長。

可惜究竟什麼時候粵劇已經具備雛型，現在仍然難以考證。

信任的來源

從過去多個星期的香港政改發展過程，大家普遍發現政府與市民缺乏互信，中央與市民缺乏互信。曾特首不斷呼籲市民信任政府。難道信任是叫出來的？

論語中公冶長篇已經告訴我們要「聽其言而觀其行」。不要只聽他所說，還要看他的所為是否符合他所說。不能單靠一次兩次的觀察，還要長期觀察，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現代的說法就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從這裡可以知道，要取得別人信任，首先是可以被觀察，否則其言不能聽其行不能觀，別人無法判斷。因此對政府來說，就是政策制定過程要公開透明。早前，香港記者協會就是要求政府最快制定資訊自由法。（Enact freedom of information legislation to ensure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政府管治要自我公開資料，把管理過程透明化，加強溝通，讓別人監管自己的施政。香港政府檔案處前處長朱福強也曾呼籲制定檔案法，來確保政府資料適當地建立、保存、公開與銷毀。


其二就是互相了解。政府解釋政策就是要讓市民了解，市民發表意見也是讓政府了解。增進互相了解需要有效的溝通。要明白溝通的本質，要明白信息經過了自己的篩選和演譯，在有先天限制的渠道中弱化或者強化，在對方心中重新翻譯，最後得到的效果可能很不同。因此政府別以自己為考慮重點來選擇溝通方式，面對不同階層市民時要用他們懂得的方式。溝通不僅僅是說出自己的話，還要領聽對方的話。常言道，虛心學習。溝通也要虛心聆聽，否則構成了心理障礙。回應也要正面一點，讓對方容易接納，否則對方反感，什麼都聽不進去。

何謂正面回應？在馬路靜坐，不發聲，不舉橫額，是正面回應嗎？爬到樹上抗議，是正面回應嗎？只有拒絕不做某些事情，是正面回應嗎？正面回應應該是直接說想要東西，想做的事情。

溝通要選擇合適的渠道，避免滲入歧視色彩。在一個公民社會需要最少一個中立持平的溝通平台，讓各方有均等的權利發言，所發表的東西不被歪曲。本來香港電台有這樣的公信力。可惜在檢討後仍然維持半官方機構。難怪記者協會要求政府修正當初的決定。（Reverse its decision to retain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as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其三就是能夠兌現承諾，不斷兌現過去承諾才能對現在的說話產生希望。避免信口雌黃，最好立紙為據。問題就是人會變，環境會變，社會會變。如果失去了那個承諾的需求，承諾不兌現，市民還會諒解。如果政府自打嘴巴，便要道歉之外，還要想辦法修正。這些都需要好好跟市民溝通。如果只是巧言令色想胡混過關，便只讓市民討厭。

最終希望能夠各方能夠互相取得信任，在公共空間以坦誠方式參與公共事務，促使社會良性發展。

民主黨改良方案被誤會是錯誤的理由

現在，民主黨以 為將新增的五席功能組別交由直選，便能打開缺口，認為這是民主的漸進和量變。可是外界被認為是錯誤的，其三大理由：

第一，直選的民主性，不僅僅是一人一票的投票權，還在於直選的全民性。功能組 別不具有全民性，只有行業局部的代表性，因此，只能廢，不能改良，民主黨不堅持廢，而主張改良，這便是錯誤的源頭。

外界把直選 當作全民直選，當作單一選區的直選。直接選舉，就僅僅是一人一票的投票權。功能組別在形式上是以行業劃分選區，地方直選則以地理方式劃分選區。地方直選的 選民只可以在其中一個選區投票，正如功能組別的選民只可以在其中一個組別投票。從上文看所謂全民性暗示跨選區或者單一選區。

功能組別主要問題是，選民少，參選人少，提名權不開放，劃分組別不公平 和能否包括香港所有行業。

第二，候選人的提名權也很重 要，必須掌握在人民手中。民主黨主張將這新增五席功能組別的提名權交給區議員，表面看來似乎民主，實際上是製造特權，讓四百名區議員擁有提名的特權。雖然 這特權建制派和民主派都擁有，但變成是民主派和建制派分贓享受特權。我們應該明白，除了個人權利之外，任何特權都是錯誤的；何況實際上建制派在區議會中佔 有四分之三多數，泛民派只佔四分之一，力量懸殊。

提名權在這裡是一個現實的制度問題。別忘了人大的決定是有法律效力，新增五席功能 組別議席不是民主黨的主張。現在是人大要在下屆立法會新增五席功能組別議席，民主黨把它改良。政府裡的不同角色應該有適當的權力，所謂任何特權都是錯誤的 是強行把複雜問題簡單化。另外不能單單因為泛民力量不夠作為制度改革的籍口。

第三，由區議員提名功能組別候選人不倫不類，等於雞提鴨。區議員不屬於任何行 業，怎能越俎代庖，替行業提名？這不僅言不正，名不順，而且在實際操作上必定非常尷尬。

區議員提名功 能組別候選人是醜陋歷史的一部分，是現時存在已久的區議局代表議席。現在被提名都只是區議員，不是其他行業。別把歷史因素歸咎於民主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