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決戰小筆電

iPad登陸香港，決戰小型筆記電腦（netbook）。首先看用戶需要，一般用戶都是上網，回覆電郵，上facebook，看video，看照片，聽歌，看簡單文件，做簡單文書。其實，iPad與小筆電都可以提供以上功能。只是iPad總不支持Flash，而可以在netbook安裝微軟辦公室。功能方面，netbook勝。

介面方面，netbook大部分沒有多點觸控，iPad則有，iPad比較方便，所以勝出。

重量方面，最輕的netbook都有1kg，iPad的重量大約690g，所以勝出。

畫面方面，netbook有10吋解像度是由1024x600到1366x768，iPad有9吋，但iPad解像度卻是1024x768。netbook小勝。

儲存容量，netbook有250G至320G，iPad最多有64G，netbook勝。

處理器速度，兩者都足夠快處理高清影片。平手。

電池方面，iPad不可更換，netbook則可以，netbook勝。

價格方面，iPad由$3888到$6488，netbook大約$3680到$4980，netbook勝。

netbook勝出了５個回合。iPad勝出了２個回合。按照常理，netbook不應該被iPad取代。iPad的熱賣只是一個非理性的潮流。

一切從ｄ開始

早前民建聯的標誌被當作二次創作的材料。當中的Ｂ被改寫為Ｄ，究竟是否有足夠的二次創作？

從版權的角度想，避免他人挪用標誌來假扮某公司某品牌，以保障註冊機構的利益。因此，不是改什麼的問題，而是會否引起混淆的問題。從二次惡搞創作來想，設計應該包含被指涉的對象。

民建聯的標誌包括了民建聯三個字，DAB三個字，左面的符號和紅色的底線，二次創作的版本更改了三個中文字，三個英文字和符號內的Ｂ被改寫為Ｄ。好明顯有足夠的指涉，但由於外型太相似而沒有足夠的分野，導致被質疑抄襲。



隨著傳媒焦點的轉移，抄襲爭議沒有好好跟進。事情發展淹沒在口角聲中。其實當現代的社會中出現了矛盾對抗衝突，應該以理性方式解決。法庭就是處理對錯問題的場所，只要有足夠證據自然得直，而議會就是平衡各方權利責任的地方，只要有充分理由自然會考慮。兩者都依靠法律，規則，程序運作，背後理念都是理性為基礎。如果不依靠理性，難道要依靠武力人數金錢情緒等等來化解衝突嗎？能夠化解衝突的理性難道是偽理性？

社會越來越現代化，背後其中一個理念就是人越來越理性，面對挑戰衝突，作出分析，衡量各樣方案，謀取共識，最終找出一個可行方案．當整個過程提升到社會層面，試問怎樣取得社會共識？自然需要一個政治制度。縱使任何人可以質疑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但我們仍然需要一個政治制度，讓社會能夠運作。不能因為某個政治制度的缺陷，而否定政治制度存在的價值。同樣，不能因為某些人所謂濫用理性這個詞，而否定理性的重要性。如果否定了理性，任何討論便難以進行了。

在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常常把法律暗示為王法，是治理國民的古代律法，往往忘記了現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人權等精神，政府與人民同樣要守法。

法律與制度被認為是暴力的來源，有3個主要原因。一個當然是歷史因素。在暴政的年代，在歐洲的國家主義當道的時代，在火紅的革命年代，法治意識薄弱，法律與制度變成了政權的附屬品。第二，人民對政府的監管不足，不能有效地改善政治制度和政府運作，當政府權力過大，容易為了方便政策推行而忽略了人權。第三，政治制度出現缺憾，法律出現不公平的條文。在香港，立法會不時修定不公平的條文。可見，香港的法治制度都不見得是暴力的來源，只是修定速度比較慢。

部分人士看見制度上的暴力，有時候是因為各人背景不同。譬如調整舊樓強行拍賣的條件，有人因為不想離開而覺得是暴力，但有人想遷出而覺得是解困。因為每個人背景不盡相同，道德準繩自然不同，處理社會衝突不能單憑某人的道德標準。那麼社會道德標準又如何？權宜之計就是法律。因為法律的制定過程是由社會代表通過辯論，最終審議出來。很多時候，因為社會變遷，為了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現行法律會不停更新。可惜，法律的滯後性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希望各方有自己觀點的同時，也看看對方的觀點，否則自說自話，難以理性分析。

弋陽腔與粵劇

根據賴伯疆的廣東戲曲簡史，明朝出現了四大戲曲聲腔，弋陽腔、餘姚腔、海鹽腔、崑山腔。弋陽在哪裡？在江西省內，景德鎮市以南，鷹潭市東北，上饒市以西。餘姚則在寧波與紹興之間。浙江嘉興市海鹽縣則在錢塘江江口。崑山則在江蘇蘇州，非常接近上海。這麼遙遠的地方跟廣東戲曲有什麼關係？

明朝中葉到萬曆年間，新會順德佛山一帶，戲曲活動非常活躍，影響了社會風氣，後來這類戲曲被稱為廣班戲曲。伶人演出雜用方言與官話，聲腔吸收了弋陽腔，並且結合了當地歌謠和民間曲調。雖然後來廣班戲曲變成了廣府戲，廣府戲變成了粵劇，但是仍然保留弋陽腔中激昂高亢的腔調。

原來粵劇的聲腔吸收了弋陽腔。聲腔即是旋律。粵劇的聲腔可以分為固定旋律的曲牌體或者跟隨演出者變化的依字行腔。為何粵劇吸收了弋陽腔？其實，當廣州府在清乾隆２４年（1759年）被設立唯一一個通商口岸。自此雲集了各地商人，也雲集了各地戲曲伶人。為何弋陽腔影響最深？仍然需要多多考證。

其實弋陽腔有與各地民歌山歌結合的歷史，根據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 徐渭所著的南詞敘錄，戈陽腔不斷與小調和道教音樂結合。早在明代中期，昆山弋陽兩腔就一同被召致宫中演唱，雖然彼此之間有着不同的特色，但也有相同之處。

不同在哪裡？相同在哪裡？根據樊鳳龍的弋陽腔曲牌音樂與南戲諸腔的關係，弋陽腔用鼓打節拍，在尾段一位唱眾人和。這種特色是從南戲繼承下來的。雖然像特色，但仍不夠具體，反而昆腔的特色比較具體。昆腔，即昆山腔，又叫水磨腔，特色文詞深奥、節奏緩慢，崇尚高雅，局限於士人，不為大眾所欣賞。反而弋陽腔的表現風格是通俗易懂，貼近民間地方。弋陽腔長期在北京舞台演出，慢慢採用了北京的方言，北方的曲調，演變成了京腔。根據曹暉的高腔溯源，弋陽腔／高腔主要特點是表演風格質樸，演唱曲詞通俗，唱腔高亢激越，採用一唱眾和的形式，伴奏只用敲擊樂器，不使用管弦樂。自明代中葉，高腔流行全國各地，並且形成鮮明的地方風格。個人覺得兩者相比，除了採用高音外，昆腔溫柔細膩，弋陽樸實粗曠。

其實研究古代的音樂特色是難度很高的事情，因為沒有錄音，不知高低，不清楚表現手法，僅僅依靠前人的描述。各人描述手法不同容易產生誤解。另外戲曲在以前缺乏文獻記載與研究，要追尋宋元時代的音樂，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