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當時清朝所定的學校制度,在縣城裡設小學,在省城裡設高等學堂,在北京設京師大學堂。學校分為這三級,恰好原來科舉功名也有三級:縣一級的功名是秀才,省一級的功名是舉人,中央一級的功名是進士。成了進士,就算是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把這兩個三級折合起來,縣裡小學畢業就相當於秀才,省裡高等學堂畢業就等於舉人,在京師大學堂畢業就等於進士。
可是,當時的小學沒有教科書,每門功課都由教員自己弄些材料,上堂講,學生記,在黑板上寫,學生抄。後來也弄來一架油印機,有些課用油印機把教材印出來,學生免得抄寫,覺得很方便。可是省裡又來了通知,說是在學生畢業的時候,學生們都得交上他們親手抄寫的教材,油印的教材不能承認,不承認就不能畢業。那些快要畢業的學生們,都慌了手腳,趕抄以前發的油印教材。日夜不停地抄。有的請人代抄。四哥還叫馮友蘭抄了好幾本。不過最後終於都畢業了。伯父就考慮四哥上開封升學的問題。馮友蘭的堂兄大哥、二哥當時都已經在開封上學。大哥上的是優級師範,二哥上的是中州公學的法政專科。當時民間辦的學校,一般稱為公學。
公學是相對於清政府的官辦學校而言的。當時的老百姓對於清朝政府已經不信任,一般都認為,民間辦的學校,都比官辦的好。這個中州公學,確實是當時河南的一些比較進步的紳士所辦的。它除了法政班之外,還設有中學班,中學班恰好在年假後招新生。高小畢業,或有同等學力的人,都可以報考。伯父決定叫四哥去報考。大哥、二哥向馮友蘭母親說,說馮友蘭也應該去。母親也同意了。
過了新年,大哥、二哥、四哥和馮友蘭四個人,還有些別的同學,一同起身往開封。先坐馬車到駐馬店去坐火車。當時從北京到漢口的火車,夜間不走,從北京到漢口要走三天。第一天由北京走到彰德,就停下了。旅客們都要拖帶著行李下車住旅館,等第二天再上車繼續前進。第二天,從彰德走到駐馬店,又停下來,旅客們又折騰一番,到第三天才到漢口。
他們要投考的中州公學的中學班設在開封南關外,據說是從前的一個書院。考試又分為初試和復試兩次。馮友蘭初試考了第二名,復試第一名。四哥和其他高小畢業的人都落在後邊,當時馮友蘭自己也有點驚奇。中州公學的監督是楊源懋,他的官銜是翰林院編修,在開封以紳士資格辦中州公學。楊不常到學校來,也沒有和學生講過話。不過所請的教員都是有比較進步的思想的人,據說有些人還是同盟會的人。當時馮友蘭感覺這個中州公學好像是同盟會在河南的一個機關,因此學生們對於楊都很敬佩。那一年正好是1911年。[1]
辛亥革命就開始了,武昌起義一舉成功。清朝政府驚慌得不知所措,派陸軍部尚書蔭昌率新軍前往鎮壓。 各學校的學生都紛紛回家,大哥、二哥說,馮友蘭們也以回家為好,怕的是將來路不通,家裡接濟不到。在開封雇馬車,途經朱仙鎮,最後回到了唐河縣城,跟著三個堂兄先回祁儀鎮。
南陽鎮總兵一聽到革命軍就溜了,南陽、唐河這一帶就"光復"了。在清朝末年,實行了一些新政,往往用了些本地紳士,當時的總督張之洞要派一批人到日本學法政,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幾個月,回原籍就轉為紳了。
中華民國成立了。馮友蘭於民國元年春天又到開封中州公學上學,可是從楊源懋去世以後,學校大不如前,教師的陣容也不整齊。湖北有個紳士名叫陳時,說他奉父命捐款在武昌辦了一所學校,叫"中華學校",以黎元洪為校長。
在中華學校不久,又聽說上海中國公學要招生了。這所學校倒有一段光榮歷史。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有一次不滿意日本政府對中國學生的待遇,集體回國,自辦學 校,名為"中國公學 "。創辦的時候,也出了一個有名的學生,就是胡適。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中國公學也停辦了。這時候中國公學又恢復招生,推舉黃興為校長。用黃興的名義向各省 發出電報,叫各省選派學生。河南省很重視這件事,決定選拔二十名學生,到上海中國公學上學,每人每年發官費二百兩銀子。河南省決定以後,發出通告在開封招 考。馮友蘭同幾個同學回到開封應試,被錄取了,馮友蘭就於民國元年的冬天同其餘十九人一起到上海,進中國公學。
馮友蘭在上海將會遇到什麼重大事情呢?下回分解。
(資料來源:馮友蘭自述,鄭州市人民政府駐北京聯絡處, 圖片: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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